中日文学交往中的“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”

中日文学交往中的“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”
中日文学来往中的“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”2020-04-11 09:12来历:文汇报 西安报业全媒体修改:张莹   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无论是圆寂于日本的鉴真,仍是终老于我国的晁衡,他们心中都有两个“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”的故土,他们生命的价值都因在中日文明沟通中所作出的奉献而熠熠生辉。  数月来,中日两国人民被一同抗击新冠肺炎物资上的诗句所感动。日本驰援我国的抗疫物资上写着“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”、“岂曰无衣,与子同裳”、“青山一道同云雨,明月何曾是两乡”……我国赠予日本的救灾物资上也印着“应知扶桑东,明朝浴晴日”、“青山一道,同担风雨”、“神州何处远,万里若乘空”……这些高雅的汉诗,将两国民众最夸姣的支撑与祝福传递到了对方心中。“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”深植于中日两国的文学传统与文学来往之中,也是两国友谊的深度见证。  唐诗中的祸患与共  日自己之所以喜爱用汉诗来表达关心,与我国文学传统深有相关。我国是诗篇的国度,古代表达类似情感的诗篇极为丰厚。“岂曰无衣,与子同裳”出自《诗经》,“青山一道同云雨,明月何曾是两乡”出自王昌龄的《送柴侍郎》。我国诗篇中,类似的还有“凡民有丧,爬行救之”、“海内存至交,天涯若比邻”、“相知无远近,万里尚为邻“、“我寄愁心与明月,随风直到夜郎西”、“我心随月光,写君庭中心”、“同气连枝,保重待春风”、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、“若知四海皆兄弟,何处相逢非故人”、“露台立本无情隔,一树花开两地芳”等诗句,都表达了祸患与共的关心与支撑。  中日文学联络最为严密的年代莫过于唐朝。日本曾先后派出十九次遣唐使,每次赴华人数多以百计。唐代是诗篇盛世,诗赋是科举考试的重要环节,吟诗作赋也成为了唐人必备的人文素质。日本遣唐使将唐代文明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,奈良年代的日本首都奈良,便是仿照长安所建,汉诗也成为了日本皇室、公卿贵族、高档僧侣及上层文人之间唱酬的风气。在江户年代(1603—1868)曾经,日本的汉文根本都把握在上层阶级手中,汉文书写与社会位置之间有激烈相关。  “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”出自日本长屋王。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载:“日本国长屋王敬重佛法,(造)千袈裟,(来施)此国大德众僧,其袈裟(缘)上绣着四句曰: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。寄诸佛子,共结来缘。”期望我国高僧可以去日本教授佛法。《隆兴释教编年通论》记载:“鉴真受其衣,叹外国人有佛种性,欲往化之。”鉴真从743年开端东渡,五次失利,总算在753年抵达日本,引起轰动。他双目失明,却仍在日本宏扬释教及我国文明十年,763年圆寂于唐招提寺,被尊为“文明之父”、“律宗之祖”。鉴真圆寂后,日自己纷繁写诗吊唁。石上宅嗣在《五言同伤大和上》中哀叹:“招提禅草歇,戒院觉花空。存亡悲含恨,真如欢岂穷。”鉴真圆寂后,唐招提寺的花花草草好像都凋谢了,人世间的存亡虽可恨,但故人留下的文明遗产却是无穷无尽的。日本高僧元开也在诗中满怀感恩地思念鉴真:“我是无明客,长迷有漏津。今朝蒙善诱,怀有绝埃尘。”言鉴真尽管双目失明,却用佛法让自己这位原本“无明”之人获得了“光亮”,超凡脱俗的他对自己循循善诱,然后深受教益。藤原刷雄的《五言伤大和上》中有“万里传灯照,风云远国香”两句,是对鉴真不辞千万里来到日本弘法,留下万世馨香的赞许。现在,唐招提寺中仍然栽培着鉴真故土扬州的琼花,这也是“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”的另一种表达了。  日本遣唐使来到我国之后,与我国诗人也多有诗篇唱酬。阿倍仲麻吕(698—770)便是其间出色的一位。716年,阿倍仲麻吕作为遣唐留学生来到我国,改名晁衡。他倾慕我国之风,在大唐进士及第。他深得唐玄宗的欣赏,授与左补阙等要职,在我国生活了三十多年,终老于长安。他与李白、王维等唐代闻名诗人都有来往,留下了许多动听诗篇。751年,他回国探亲之请得到了唐玄宗的允许。临别前,王维赠诗《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》,诗中有“乡树扶桑外,主人孤岛中”两句,可谓畅所欲言之语。字面意为:故土的树木在扶桑国的大地上,主人的家在孤岛之中。晁衡在长安多年,长安已是他的第二故土。若不是“且认异乡作故土”,晁衡怎会再度回到长安?王维知其心意,所以用“乡树扶桑外”来安慰他:假如思念我国,看看日本的树木,不也和我国相同吗?  晁衡心中也对大唐充溢了眷恋,作诗《衔命还国作》,其间“蓬莱乡路远,若木故园林”两句便与王维的“乡树扶桑外,主人孤岛中”相照应。“蓬莱”是我国神话中的海外仙山,代指日本。“扶桑”与“若木”都是《山海经》中记载的神树。东有扶桑,西有若木。我国在日本的西边,“若木故园林”便有以长安为故土之意,表达自己对我国的眷恋。  李白与晁衡也是朋友。晁衡赠衣于李白,太白有诗曰“身着日本裘,昂藏出风尘”,振奋之情溢于言表。753年,长安误传晁衡在海上罹难,李白为此痛哭,作诗《哭晁衡》。其间“明月不归沉碧海,白云愁色满苍梧”两句尤为情真意切。在李白心中,晁衡是一轮明月,他的离去就像月亮沉于碧海之中;自己是一片云,愁云满面,沉痛万分。好在这仅仅误传,晁衡安全归国后读到李白之诗,也是悲喜交集,作诗《望乡》。在日本写“望乡”,便寄予了对第二故土我国的思念。诗中“一片望乡情,尽付水天处”两句,将中日两国一衣带水,近邻如亲的联系,以及自己对我国的拳拳真情披露无遗。  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无论是圆寂于日本的鉴真,仍是终老于我国的晁衡,他们心中都有两个“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”的故土,他们生命的价值都因在中日文明沟通中所作出的奉献而熠熠生辉。无论是在日本文人对我国鉴真和尚的思念感恩之中,仍是我国文人对日本遣唐使晁衡的深情厚谊之中,汉诗都扮演了重要的人物。鉴真与晁衡这两位中日文明来往史上的伟人,也因中日诗篇来往更添光芒。  日本小说中的汉诗传统  日本文学的汉诗传统源源不绝。除了“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”之外,日本文学中还有“自言四海皆兄弟,不愁乡国隔山川”、“更怜去故土,蹈海求良匹”等许多表达类似关心的汉诗。正是由于这些汉诗的呈现,让阅历了白话文运动而对白话逐步疏远的国人感到讶异。其实,比起白话汉语,更多的日本文人或许更了解白话。日本汉学学者学习我国的言语典籍,一般以《昭明文选》《白氏长庆集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庄子》等诗文集作为教材。许多日本闻名汉学家能用白话文编撰高水准的汉诗文,却不能开口说日常的汉语白话。关于更多没有学过汉语的日自己而言,汉诗作为一种源源不绝的文明传统,现已成为了一种深植于心的我国情结和文明符号。尽管后世我国对日本的影响力逐步削弱,汉诗在日本文学中却仍然保有重要的位置。  日本前史上朝代许多,每个年代控制者的情绪不同,  对待我国的情绪也有所不同。无论是在两国联系紧张仍是平缓的时期,或隐或显的我国文学都是日本文学兴趣的一部分。我国文学,尤其是诗篇,构成了日本我国形象的内核。日本文人吸收了许多我国文学精华,日本汉学也是在此基础上构成的。日自己的汉诗文素质便是我国情味、我国情结最为杰出的体现。  江户年代今后,汉文教育开端遍及,汉文学的创造呈现出多元化与平民化的趋势,也呈现了一批汉文小说作者。日本文人喜爱在小说中仿照我国小说插诗、引证我国诗篇或自作汉诗。例如,小说家川合仲象在其所作的汉文小说《本朝小说》中引证了几十首我国诗篇。小说自身体现的汉文水平本不高,但引证我国诗篇时却是原原本本、一字不漏地抄写,想要借小说创造展示他所以为的“汉诗精华”。再如,闻名的政治小说《佳人之奇遇》(柴四郎原作,梁启超将其译为《佳人奇遇》)虽为日文小说,中心也常常刺进诗篇,选用了许多的《诗经》《文选》诗赋。柴四郎自创的汉诗水平也很高,如“月横大空千里明,风摇金波远有声。夜苍苍望兮苍茫,船头那堪今夜情”,这样典丽的汉诗在明治文人世广为传扬,德富芦花就常在月夜下单独朗读。  日本小说中常常描绘文人之间以及男女之间以汉诗唱和的情节,体现出很高的汉诗素质。例如,在三木贞一的小说《情天比翼缘》中,男主角柳翠郎与友人在东京旅游名胜时互作汉诗酬唱。翠郎作诗曰“喜尔呼京鸥,应知京洛争”,雪江先生作诗曰“官樱比古翻添色,都鸟于今始副名”,庐州先生作诗曰“三月东都丽景新,胜情偏属此江滨”。方式虽为汉诗,描绘的却是东京的春日景色:河畔樱花怒放,鸟雀啾鸣。“京洛”并非实指我国的长安与洛阳,却让人不由联想到我国文学传统,为这片东洋胜景吹来了我国之风。  汉诗不只是日本同性友人之间的精致同好,也是向异性披露心迹,甚至推动爱情开展的要害。小说《佳人奇遇》中,当日本志士东海散士遇到西方佳人时,他引证《诗经》中的诗句来表达心迹:“有佳人兮,清扬宛兮,邂逅相遇,适我愿兮。”(出自《诗经·野有蔓草》,原文为“有美一人,清扬婉兮”)尽管与原文略有出入,但也阐明作者柴四郎的汉学素质很高,可以背诵《诗经》中的诗句。佳人听言,“以柳枝掩半面浅笑”,芳心暗许。三木贞一的汉文小说《新桥八景美谈》也将汉诗用得极为纯熟。小说以一首自创的七言律诗开篇,首联为“东都榜首冠富贵,名妓家邻文人家”,以南宋杭州比较东京富贵。小说中写到男女主人公分其他时分,作者引证王昌龄的《闺怨》道:“忽见陌头柳树色,悔教夫婿觅封侯。”小说尽管发生在日本,但男女主人公都通晓我国诗词,熟知我国文学典故。男主角梅雪操与情人小红离别,忧虑下次相逢时她已是“绿叶成阴子满枝”(语出杜牧《怅诗》),小红答道:“文君未白头早做吟,婕妤先秋风已题扇。”这儿化用了两个我国典故,卓文君作《白头吟》表达“愿得专心人,白头不相离”的坚持,班婕妤作《团扇诗》,吟咏自己好像秋天的扇子被君王忘记。短短14个字,却表达了两层意义:自己心里的坚贞,以及对情人的忧虑。三木贞一在《情天比翼缘》中更是用上了藏头诗。男主角柳翠郎捡到了女主角莲香玉的金钗,翠郎还金钗时附上藏头诗一首,藏的四字是“独思佳人”。香玉一读就知道是藏头诗,回信时也作了一首藏头诗,藏字为“非复无情”。像这样以汉诗推动日本小说情节开展的比如还有许多。  在小说中插诗是我国明清小说常见的体现手法。我国戏曲以及章回小说中,往往有上场诗、下场诗、定场诗、中场诗等,人物对白,情节推动中都喜爱刺进诗篇。日本小说也在必定程度上学习了这一传统,这也是中日小说的“风月同天”。  中日文学中的“风月同天”  “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”之所以让咱们感动,在于它描绘了一种荣辱与共、息息相关、风雨同舟的真情。中日两国都是历尽祸患的国家,同享着汉文明、儒家文明的遗产。文明类似则人心相通,在中日文学中体现这一主题的著作并不稀有。  不少日本文学著作描绘了仁慈、正派、英勇的我国人形象,中日两国人民彼此扶持,并肩而行,共渡难关。冈鸣冠山(1674—1729)的汉文小说《德容行善有报》就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。扬州人李德容是一位大族子弟,为世人所敬仰。由于传闻日本长崎景色秀丽,所以从事中日商贸,侨居于长崎。有一位日本佳人丰娘乐意“典身为妾,以救爸爸妈妈之困”,李德容来到佳人家中,发现“家空如洗”,其父是一名落魄武士,母亲现已卧病多月,丰娘“自欲以身换药,救其危殆”。李德容见状心生怜惜,以礼相待。尽管丰娘是国色天香的佳人,李德容也“神魂飘荡,不能自抑”,但他并没有趁人之危,而是与丰娘结为义兄妹,“顾好像胞”,当夜就送去三百两银子,尔后还常常赠送钱米。过了数月,李德容又亲身主婚,把丰娘嫁给了一位大族令郎,并为其预备了全部婚嫁的衣裳被褥、柜箱首饰、粗细家伙、桶锅碗碟。这一业绩被长崎人传为佳谈,时人有诗赞曰:“德容容德主婚姻,便把丰娘嫁有钱人。适见朱陈两家好,客中自是慰心神。”那年李德容的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,获利颇丰。回国时,李德容的商船遭受飓风,但因其善举得到了妈祖保佑,保全了性命。  《德容行善有报》的故事发生在江户年代。江户年代是武士的年代,仅占总人口数10%的武士阶级居于控制位置,把握着日本大部分的土地和财富。1633—1639年间,德川幕府五次公布锁国令,冲击基督教,也冲击了日本与外国的商贸来往。锁国方针下,只要我国与荷兰的商人才能在长崎交易,也使得我国文学得以流入日本。我国商船简直是日本民众了解外域的仅有途径,我国文学也丰厚了日本读者的精力世界。从《德容行善有报》来看,其时中日商贸疏通,人心附近,言语无碍。在日本的我国人行侠仗义,终究善有善报,充溢了人道美的光芒。从长崎人的点评可知,像李德容这样侠义而充溢美德的我国人在江户时期并不是个例,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,也一直是中日两国人民所秉持的一同价值观。  19世纪今后,中日两国相继遭到来自西方强国的应战,阅历过类似的近代化路途,也怀有对东方儒学文明传统的一同“乡愁”。明治维新中“脱亚入欧”的急先锋福泽谕吉曾表达过这种观点:“日自己原本便是由儒教主义培育而成,……王政维新今后的革新是惊天动地的大变动,……因而也就好像夺其精力而无遑他顾,为文明前进之大势所迫而只得跟从这以后,但一同在心灵深处都尚存有陈旧主义的余烬,无不窃窃怀着依依不舍之情。”这不只是明治维新后日自己的一同感触,也是晚清我国人的一同感触。在儒学传统与以西欧为规范的现代化之间,在新与旧之间怎么取舍,成为了近代中日文明人面对的一同检测。在日本近现代文学中,常常可以看到日本作家在现代性中的挣扎,会集体现为在我国儒家思维与西方思维之间的挣扎。一个民族的强壮,是否必定要另眼相看,脱亚入欧?  柴四郎的小说《佳人之奇遇》为咱们供给了别的一种考虑的途径。小说中描绘了一个忠孝节义、高见奇智的我国志士范卿,他与日本志士东海散士、西班牙女杰幽兰、爱尔兰女杰红莲一同,为了寻求国家民族的独立自在而并肩斗争,“以弱国之儿女共谋民族复兴之将来”。他们都是异乡流离之客,一同伤感于国运家恨、民族耻辱的前史,引为知音。范卿与东海散士情投意合,大方议论时势,“誓改日合力攻敌,共为兴亚之举”。他们都为我国经年来遭到的“挫辱”而感到悲痛,期望可以不准鸦片,振起国民精力。范卿对东海散士说:“是仆之素志也,不期胸中积蕴,与君相合。噫!世岂无卧龙凤雏哉?”把自己与散士比作三国时期齐名的诸葛亮与庞统。两人别离数年,存亡未卜,散士思念范卿,作诗曰:“楼船破浪叱鲵鲸,鹏翼抟空空有声。落落大志与谁语?白云山下忆范卿。”短短四句汉诗,将自己的大志壮志,对范卿的挂念不舍寄予其间。《佳人之奇遇》让咱们看到,即便是在中日联系紧张的近代,两国民间跨过国籍、种族的友谊仍然不绝如缕。范卿与东海散士之所以可以成为异国至交,不只源于他们一同的志趣、中日两国在近代面对的一同危机,也源于他们同享的汉文明。他们相互尊重、支撑,保持着友善的双向沟通,也成为了中日文学来往中令人感动的一页。  “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”,并不是日本文人单独面的感触,在我国文学中也有类似的体现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,一批又一批的我国学子、文人来到日本,巴望从日本的现代化中罗致经历。他们的文学著作也表达了这一前史进程中自己实在的感触。  1907年赴日的刘师培写下了《日本道中望富士山》:朱明返羲辔,昔慕匡庐崇。讶兹高寒区,移榑木东。厖薄衍峻壤,崛崎培峣峰。冰液凝夏条,雪尘涴春丛。吐曜逴龙赩,委羽僊禽翀。冈冢草罢绿,嵠渎樱燃红。侧观拭游目,遐览愉旅衷。颇疑嬴氏臣,影标瀛蓬。逋士有坏丘,仙俦无遗踪。空闻珠玕林,奇光开澒蒙。  刘师培的诗篇基调一般沉郁伤感,这首诗却体现出稀有的轻捷。他离别故国,远离党争纷扰,对日本的新生活充溢了等待。他笔下的富士山也好像仙山一般,不染纤尘,遗世独立。“颇疑嬴氏臣,影标瀛蓬”两句把秦始皇时期徐福东渡的传说联络起来,体现出对日本民族的亲近感。虽写富士山,简直通篇是我国意象,把富士山与我国的庐山、道家仙山委羽山联络起来,并没有任何文明上的隔膜。“昔慕匡庐崇”一句外表是在写庐山,实则借以表达自己对日本的神往。白雪与怒放的樱花交相衬托,这在初到日本的刘师培眼中显得极为别致。他等待能在富士山上发现徐福东渡的遗址,惋惜了无踪迹。他脱离我国来到日本,外表上看起来是离乡背井;加上言语不通,更应该有异国之感。但是从这首诗中看来却并非如此,他等待脱节满清的控制,来到一方深受汉文明浸濡的土地上从事民族复兴大业。相较于满清,日本关于刘师培而言反而更有亲近感。这也是一种“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”的诗意表达了。  诗篇之外,鲁迅散文《藤野先生》也描绘了一位正派、友善的日本教师。鲁迅说:“在我所以为我师的之中,他是最使我感谢,给我鼓舞的一个。有时我常常想:他的关于我的热心的期望,不倦的教导,小而言之,是为我国,便是期望我国有新的医学;大而言之,是为学术,便是期望新的医学传到我国去。”藤野先生可以力排众议,对其时的弱国子民鲁迅格外关心照料,这也是一种风雨同舟、风月同天的关心。  异乡是一面镜子,全部文明都是在与其他文明的比较中建立的。一种文明关于别的一种文明,一般有三种情绪:一种视异文明肯定优胜于本乡文明,体现出一种疯狂的心态,但这种知道一般归于幻象。一种把异文明视为低下负面的文明,对其有一种憎恨之情,然后反衬出本乡文明的巨大。第三种情绪是根据彼此尊重和认可,将异文明与本乡文明都视为正面的、相等的存在,两种文明的对话体现出一种友善的情绪。友善是专一真实双向的沟通,也是一种持续性对话。中日文学来往中,不乏“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”这样好心的双向沟通;中日两国源源不绝的友情也在这些真诚耐久的汉文学中历久弥新。  狄霞晨  (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)